在开远市政协第一届到至今的第十届历史长河中,都留下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足迹,我的父亲刘万祥曾任开远市政协一届委员、二、三届常委。我曾任四、五、六届常委,七、八届副主席,我儿子现任九届委员,十届常委。

我们一家三代人倍受共产党的恩泽,与政协结下了不解的情缘。父亲刘万祥,解放前在开远经营一家百货商店,取名“鼎兴”,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在党的政策感召下,把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商店资产全部交给政府,带头“公私合营”,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在五十年代,父亲先后担任了云南省政协第一届委员,红河州政协第一届常委,开远县第一届人大代表,开远县工商联第一届、二届主委。开远县百货公司副经理。1958年,全国开展了扩大化的整风反右斗争,父亲也未能幸免,被错划为“右派”,从此遭到政治迫害,特别是“文革”期间,父亲成为被批斗对象,身心遭受严重伤害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父亲错划“右派”得到了彻底纠正,含冤受屈长达21年之久,对此,父亲心胸宽阔,正确对待,不计较个人得失,从未动摇过对党、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。父亲又担任了红河州政协第五届委员,开远市政协一届委员,二、三届常委,父亲以“老牛明知夕阳短,不用扬鞭自奋蹄”的精神,不顾自己80多岁高龄,仍然积极参加政协的各种会议。父亲对政协有着很深厚的情感,政协徽章是时刻戴在胸前,每有亲朋好友相聚,言必谈我们政协如何如何......,为此,被邻居们尊称为“老政协”。1999年,父亲以93岁高龄逝世时,省、州、市政协和统战部都发来唁电或送来花圈,对这位省、州、市的第一届老委员表示了深切的悼念。

我生于1954年,父亲1958年前的辉煌,我年幼无印象,但父亲错划右派后,我们一家人下放农村,生活陷入困境及父亲被批斗的惨景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我的青少年时代是背负着“黑五类子女”和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的名声屈辱的渡过的。

1986年,开远市工商联恢复成立,我当选为副主委,当时全国上下民建和工商联是合署办公,两块牌子,一套班子,简称为“两会”,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。开远市工商联成立的第二天,时任民建省委和省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兆民同志(后任省政协副主席,民建省委主委),在开远召开了“民建之友”座谈会,宣传介绍民建的有关知识,动员大家加入民建组织。但是,由于文革的阴影在多数人心中尚未消失,所以,参加座谈会的人大多数都表示不愿意再卷入政治漩涡之中,我当时虽然只有32岁,是全省工商联中最年轻的副主委,但我也是饱受林彪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之苦的人。但是我认为,历史不会重复,悲剧不会重演,我们不能总是捂着伤疤叹息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拨乱反正,中国已步入了政治、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。我的感恩,只有积极投身到国家富强的政治、经济建设之中去,才对得起党和人民给予我们全家的第二次新生,所以,我义无反顾地表示,坚决要求加入民建,从此,民建在开远有了种子会员,组织得到逐步发展,1991年成立了支部筹备组,我担任组长,随后,我作为开远民建创史人先后担任民建开远支部一届、二届主任,民建开远总支部一届、二届主委。到2012年,我卸任当了23年的开远民建领导人时,开远民建已经发展到有会员100多人。

我从1986年加入民建以来,先后担任过开远市政协第四、五、六届常委,第七、八届副主席;红河州政协七、八、九、十届常委;开远市人大五、六、七届代表;开远市工商联一届副主委,二、三、四届会长;红河州工商联二届副会长;云南省工商联六、七、八、九届执委;开远市中华职教社一、二、三届副主任;红河州中华职教社二、三届社务委员;云南省中华职教社二、三届社务委员;民建红河州委一、二届常委;民建云南省委四、五、六届委员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1988年,我很荣幸的作为云南省推选出的三个代表之一,到首都北京出席了全国工商联第六次代表大会,受到了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、荣毅仁、田纪云等领导的亲切接见。2005年,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到红河州考察,接见了我和其他同志,与我亲切握手並了解工作情况。1997年,时任省委书记令狐安到开远调研,听我汇报工作情况后称赞说:“真是子承父业”,是啊,我认识到:子承父业,我继承的不仅是父亲从事过的职业,同时,更是党的统一战线事业,政协的事业,政协委员不是名誉,而是责任。特别令我感到欣慰的是,我的儿子刘凯又继我之后,担任了开远市政协九届委员,十届常委。

抚今忆往,我从1985年参加工商联筹备组到2004年退休,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30年,是党的统一战线教育培养了我,是党的统一战线为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,是党的统一战线完美了我的人生,没有党的统一战线就没有我今天的成长与成就,我的余生还将继续为党的统一战线、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努力奉献。